崇祯四年,也就是西历1631年,这一年同崇祯登基的前三年相比,还算是风调雨顺。虽然开春时陕西延绥地区发生了春旱;二月份的时候,福建长赖坑一群农民起义军从山区出来进攻了瑞金县。但是其他地区倒是风平浪静的,特别是河南地区的夏收还获得了一个小丰收,减轻了不少南粮北运的压力。
延绥地区的旱情,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一来陕西各地的赈灾组织还没有撤除;二来士绅会议正全面接手地方上的治安,即便有些灾民想要起来闹事,也难以掀起什么风浪了。最重要的是,陕西正在进行的各项工程和移民河套、宁夏、湟水河谷的拓荒工程,也迁移走了不少灾民。
至于福建的农民起义军,瑞金县的县令刚好空缺,当地教谕王魁春署邑事,见到农民军攻城并没有逃亡,而是召集市民守城。最终等到了浙闽总督杨镐派出的援军,击退了农民军。王魁春因此被杨镐提拔成了瑞金县的县令。
进入了六月之后,山东徐州一带连日大雨,终于爆发了大水。不过此前完成的二期导沭整沂工程,导出了一部分水量,使得此次大水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灾害,光是山东本地的力量就足以赈济了。
宫内的承乾宫事件,在进入了六月之后,也终于静悄悄的了结了。和英国公处置涉案勋贵们的大张旗鼓不同,宫内处置相关人员却是无声无息。都知监和保卫局联合查处的17名相关联系人,都被一一处死。另外数十人被打发出宫,调去天寿山或是凤阳守陵去了。
尚膳监的人手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并一分为二。一个专门负责宫内饮食,人数不过百余人,称之为御厨房。另一个则负责朝廷宴席和祭祀,更名为国宾馆。作为宫内旧人最多的尚膳监,经过了这一番清洗之后,再也形不成一个团体了。信王潜邸出身的太监,和旧宫内底层出身的太监,终于完全掌握了宫内的话语权,王安、魏忠贤昔日在宫内留下的势力,就此式微。
听完了对于这些宫内人员的处置之后,朱由检总算是松了口气。掌握着宫内众人饮食的尚膳监,居然会出现同宫外之人勾结的人,这简直让他有些寝食难安了。剔除了这些人员之后,他才算是安心了下来。
不过,这个夏天对于远在桂林独秀峰下的靖江王府来说,却是一个难熬的夏日。靖江王朱履祜在其庶长子朱亨嘉的撺掇下,向崇祯上书,指责他刻薄宗室,对韩、秦两藩处置太过严厉云云。
朱履祜上这封奏折自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实在忍受不了崇祯登基以来对于宗室日趋严厉的管束,因此希望借着韩、秦两藩的案子,煽动起各地宗室的不满,让崇祯作出退步而已。
早在万历时,王士性在《广志绎》里就记载过:“靖藩宗室二千人,岁食藩司禄米五万两,故藩贮不足供,而靖宗亦多不能自存者。”几十年过去之后,此时的靖藩宗室已经超过了三千人,一年五万两的禄米就更是不足用了。
因此靖江王府霸占民田,或是拦河收取租税等不法之事,也是层出不穷。崇祯整顿宗藩,让藩王、郡王拿出自己的财产投入到宗室基金会,为未成年的宗室、年迈多病的宗室及宗室女子提供年金,并不许宗室子弟违法乱纪,而是要自食其力的政策颁发后,自然招来了藩王、郡王和那些不安分的宗室人员的反对。
朱亨嘉虽然是庶出,但是一向得到朱履祜的宠爱,因此在桂林城内横行霸道惯了。带人强占民田,霸占江面收取渔税,收拢罪犯和地方无赖作为打手,这种事情在他看来简直不算什么。而崇祯登基之后,这些往日里他最爱做的事居然都成了违法乱纪之事,这让朱亨嘉极为不满。
在崇祯颁下宗室自律条文后,他曾经对着左右的亲信说过:“他姓朱,我也姓朱。无非就是他运气好一些,先帝去的及时,才让他捡了个帝位,否则他也不过就是个地方藩王而已,那轮的到他对我指手画脚的。
且我祖上于分封之日以粤西烟瘴不愿就封,马皇后出面安慰祖上出京,以东宫仪卫赐之。这要是论起来,我靖江王府虽然不是太祖子孙,但也不是什么没有名头的旁支可比的。他这么刻薄宗室,难道不怕祖宗责怪吗…”
朱亨嘉骄横跋扈,自以为靖江王府替韩、秦两藩喊冤,乃是理直气壮之举,天下宗室自然会站到靖江王府的一边来。登基不久,年纪且少的崇祯,必然会在各地宗室的指责下作出一定的让步。
朱亨嘉觉得,崇祯对付宗室的行为,就和废帝建文削藩一般,一定会引起各藩的愤怒。而他虽然不是奉天靖难的成祖皇帝,但是背靠着广西狼兵的靖江王府,也不是崇祯能轻易触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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