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京畿西南地区虽然土地肥沃,但是当地的士绅势力却远超于其他地区,朝中勋贵势要也没能占据多少土地。且因为土地肥沃的关系,这里的百姓生活还过的不错,并不愿意同士绅们闹翻。
至于京畿更南方的保定一带,则大部分都是英国公府的田产,因为皇帝的命令,许显纯更是避开了这一片区域。
而通州以东的滨海平原地带,除了天津卫及少数几个县治外,大部分土地都是被抛弃的荒原地区。不是说这些地方一点都不能耕种,而是耕种后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根本无法养活人。
如此一来,想要仿照顺义的方式,强行推行耕者有其田和村社制度,也不会得到多少百姓的支持。反而会让京畿仅有的一片产粮区陷入混乱,这显然不符合朝廷的利益。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朱由检才发现为什么分田地要同打土豪联系在一起。
分田地只能获得受益者的好感,但是打土豪却能获得一个坚定的追随者群体。
大多数人不会因为对某人或是某些政策存在好感,而支持某个团体。但是他们却会因为共同的敌人,而围绕在领导者的身边,这是人类抱团取暖的天性所决定的。
能够迫使勋贵、士绅拿出一些田地出来,收取乡村的公共土地分给无地贫民,这已经是朱由检腾挪周转的极限了。
至于打土豪这种口号,朱由检也只能在脑子里喊喊而已。毕竟现在,他才是大明最大的土豪,封建王朝地主阶层的总头子。
他要是喊出这种口号,估计连东林党人都要放下同福王之间的恩怨,联合起来奉天靖难了。
无可奈何之下,他也只能考虑暂时收手,先保住顺义一县的土地改制成果了。
不过即便是他准备暂时停止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也不打算就怎么灰溜溜的偃旗息鼓。于是,他便想听听,京畿附近土地众多的士绅领袖,前内阁首辅冯铨究竟是怎么想的。
冯铨思考了许久之后,才缓缓说道:“臣以为,耕者有其田之策固然是医治大明现状的一剂良药,但是如果按照顺义县这种过于激烈的土地改变政策,恐怕大明沉疴未去,而乡间礼仪已经尽废。
陛下治国当以尊崇礼制为先,上下尊卑名分既定,则伦理纲常自然秩序井然。社会秩序稳定了,士农工商四民就能各安其位,各守其业。四民不乱,则天下不乱;天下不乱,则大明自然江山永固。
北方土地贫瘠,产出远较南方为少。南方三亩大约能养活一人,而北方之田就要倍之。
且北方田地多为旱地,水浇地数量极少。北方田地多为看天吃饭,少雨则旱,多雨则涝。因此北方之民少有积蓄,若是想要安定地方,遇灾年而不起民变,则必要当地士绅出面组织赈灾或是兴办水利不可。
也正因为士绅是安定地方的支柱,因此凡是本地之民都往往依附于当地士绅而活。若是乡民之间有所争执,大多数人不是上衙门争讼,而是请求他们所依附的士绅进行裁判。
如果按照顺义县那种土地改制的做法,地方士绅的力量一扫而空,若是地方上有什么三灾二害,谁为陛下安抚民众,消除民变的隐患呢?”
冯铨述说自己的想法时,也一直在观察着崇祯的神情,看着崇祯并无什么不满的神色,他才大着胆子继续劝说着皇帝。
不过当他发觉自己述说士绅在地方上的重要性时,崇祯皱着眉头似乎并不怎么认同,他赶紧又补充道:“…自然,地方士绅并不都是遵纪守法,谦以待人的道德君子。也有一些欺压良民,无故侵夺民田的土豪劣绅。不过陛下终不能,因为几颗杂草把整块田地的庄稼都拔除掉…”
听完了冯铨的想法之后,朱由检沉思了许久,才开口说道:“冯学士说的也不无道理,《资治通鉴》里也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顺义县的土地改革既然已经完成到这种程度了,朕也就不打算再退回去了,即便是作为一个试验区或是参照物,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当然,其他各县的土地改革可以暂时停下来,不必急着按照顺义县的模式去做,也可以试试其他模式。
不过朕认为,我大明的土地就这么多,而生口却是年年都在繁衍。如果让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土地,那么剩下的大多数人要怎么办?
如果朝廷不能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那么就不能指望四民各守其位的安稳生活。百姓总是要为自己寻找活路的,你不能指望他们坐在家中乖乖的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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