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业等新兴工商业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向刚刚登基的皇帝输诚示好，并不认为他们的投资会重要过自己手中的土地的话。那么到了今日，这些投资于新兴工商业的北方士绅们，对于这些投资的重视已经超过了他们对于土地的渴求。
这么说吧，仅仅在五、六年前，这些北方士绅如果家中遇到了临时性的大笔支出，他们大都会首先选择抵押或出卖手中的各种股份，迫不得已之下才会动出售土地的念头。毕竟一直以来，士绅们都已经默认，土地才是一个家族的根本，一个家族的衰落，往往就是从出售土地开始的。
但是随着新兴工商业所带来的远高于土地收益的回报率，及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的稳定性，使得这些投资于新兴工商业的士绅们终于改变了观念，开始将对于新兴工商业的投资放在了土地之上。
而去年和今年连续的北方大旱，更是让北方士绅们加速扭转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今年北方大旱的基础上，市场上土地出售的数量远远高于往年，但是各种前景较好的产业股份转让协议却大大的低于了往年。
随着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更改，也使得这些士绅们开始将目光从狭隘的乡村转向了城市和海外，于有意无意之间加强了对外干涉的意愿。过于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乡村观念，开始被视为迂腐和狭隘。
对于领导者大明工业技术革新和新兴工业发展的工部，以崔呈秀为代表的北方士绅们自然天生就具有亲近感。领导着工部的科学进步党，自然也就获得了崔呈秀的好感。即便对方不愿接纳自己，但是在平日里的交流之中，双方也基本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毕竟资本家和工业革命之间，原本就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而在另一方的吴淳夫，对于崔呈秀的这次冒然登门，也是极为意外的。和崇祯元年被赶出京城的崔呈秀不同，虽然身为阉党骨干，但是在皇帝的庇佑下，吴淳夫还是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虽然在过去，吴淳夫对崔呈秀是言听计从，但是在崔呈秀再次复起之后，两人却几乎不再有什么交集。一方面两人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崇祯虽然在朝堂上表示没有什么阉党和东林党人，这不过是一些官员和宫内人员的意气之争，以此维护了自己兄长的颜面。
但这并不表示皇帝心中对所谓的阉党和东林党人没有看法，否则也就不会一登基就将魏忠贤和崔呈秀赶出京城，并拒绝公开为东林诸君子翻案了。因此崔呈秀即便重新回到了朝堂，并把自己的侄女送入了宫内，但也无心再联络过去的阉党骨干，从而去触犯皇帝的忌讳，给自己找不痛快。
另一方面，在熬过了崇祯登基之后的那几年之后，吴淳夫也终于明白了皇帝为什么保住自己，并将他一直留在了工部。
事实上这就和他的亲家俞咨皋的作用差不多，当初俞咨皋在福建同郑芝龙海盗集团作战几番失利，可是崇祯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将俞咨皋留在京城掌管京营，从而推动了京营的全面整顿和改革，令刚刚登基的崇祯以最快的时间和最小的代价掌握住了京城内外的军队力量，从而开启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推行。
而留在工部的吴淳夫同样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正是因为吴淳夫坐在工部尚书的位置上，皇帝才能大刀阔斧的对工部进行全面调整，令工部同内廷文思院合作，创建了军器监这一全新的部门，从而为京畿的工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上的支持。
说到底，两人都是戴罪之身，除了依靠皇帝之外并无其他出路。而也正因为他们身上背负的错误，使得他们不得不在皇帝面前积极表现以图自救，而不敢同其他人做什么利益交换，坏了皇帝的计划。
正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吴淳夫这些年一直都很安分的守着工部，并不试图向其他地方伸手，以求安稳的度过退仕前的这点时间。所以崔呈秀今日的到来令他极为不解，既然对方复起之后没有联络自己，自然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然而明知道皇帝的忌讳还要冒然上门，显然就不是什么好事。吴淳夫一开始是拒绝的，不过崔呈秀并没有离去，而是通过他的儿子传了几句话，这才让他改变了主意。两人单独在书房内商谈了一个多小时，崔呈秀方才带着满意的神情告辞离去，送走了崔呈秀的吴淳夫则是脸色阴晴不定，站在庭院内久久没有转身回房。
这么说吧，仅仅在五、六年前，这些北方士绅如果家中遇到了临时性的大笔支出，他们大都会首先选择抵押或出卖手中的各种股份，迫不得已之下才会动出售土地的念头。毕竟一直以来，士绅们都已经默认，土地才是一个家族的根本，一个家族的衰落，往往就是从出售土地开始的。
但是随着新兴工商业所带来的远高于土地收益的回报率，及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的稳定性，使得这些投资于新兴工商业的士绅们终于改变了观念，开始将对于新兴工商业的投资放在了土地之上。
而去年和今年连续的北方大旱，更是让北方士绅们加速扭转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今年北方大旱的基础上，市场上土地出售的数量远远高于往年，但是各种前景较好的产业股份转让协议却大大的低于了往年。
随着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更改，也使得这些士绅们开始将目光从狭隘的乡村转向了城市和海外，于有意无意之间加强了对外干涉的意愿。过于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乡村观念，开始被视为迂腐和狭隘。
对于领导者大明工业技术革新和新兴工业发展的工部，以崔呈秀为代表的北方士绅们自然天生就具有亲近感。领导着工部的科学进步党，自然也就获得了崔呈秀的好感。即便对方不愿接纳自己，但是在平日里的交流之中，双方也基本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毕竟资本家和工业革命之间，原本就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而在另一方的吴淳夫，对于崔呈秀的这次冒然登门，也是极为意外的。和崇祯元年被赶出京城的崔呈秀不同，虽然身为阉党骨干，但是在皇帝的庇佑下，吴淳夫还是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虽然在过去，吴淳夫对崔呈秀是言听计从，但是在崔呈秀再次复起之后，两人却几乎不再有什么交集。一方面两人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崇祯虽然在朝堂上表示没有什么阉党和东林党人，这不过是一些官员和宫内人员的意气之争，以此维护了自己兄长的颜面。
但这并不表示皇帝心中对所谓的阉党和东林党人没有看法，否则也就不会一登基就将魏忠贤和崔呈秀赶出京城，并拒绝公开为东林诸君子翻案了。因此崔呈秀即便重新回到了朝堂，并把自己的侄女送入了宫内，但也无心再联络过去的阉党骨干，从而去触犯皇帝的忌讳，给自己找不痛快。
另一方面，在熬过了崇祯登基之后的那几年之后，吴淳夫也终于明白了皇帝为什么保住自己，并将他一直留在了工部。
事实上这就和他的亲家俞咨皋的作用差不多，当初俞咨皋在福建同郑芝龙海盗集团作战几番失利，可是崇祯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将俞咨皋留在京城掌管京营，从而推动了京营的全面整顿和改革，令刚刚登基的崇祯以最快的时间和最小的代价掌握住了京城内外的军队力量，从而开启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推行。
而留在工部的吴淳夫同样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正是因为吴淳夫坐在工部尚书的位置上，皇帝才能大刀阔斧的对工部进行全面调整，令工部同内廷文思院合作，创建了军器监这一全新的部门，从而为京畿的工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上的支持。
说到底，两人都是戴罪之身，除了依靠皇帝之外并无其他出路。而也正因为他们身上背负的错误，使得他们不得不在皇帝面前积极表现以图自救，而不敢同其他人做什么利益交换，坏了皇帝的计划。
正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吴淳夫这些年一直都很安分的守着工部，并不试图向其他地方伸手，以求安稳的度过退仕前的这点时间。所以崔呈秀今日的到来令他极为不解，既然对方复起之后没有联络自己，自然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然而明知道皇帝的忌讳还要冒然上门，显然就不是什么好事。吴淳夫一开始是拒绝的，不过崔呈秀并没有离去，而是通过他的儿子传了几句话，这才让他改变了主意。两人单独在书房内商谈了一个多小时，崔呈秀方才带着满意的神情告辞离去，送走了崔呈秀的吴淳夫则是脸色阴晴不定，站在庭院内久久没有转身回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