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命都肯放弃。
但是朕要是动了他们一点土地，他们就哭天喊地的给朕带上昏君的帽子。连自己的财产都舍不得贡献给朕的人，却说要为朕的江山死而后已，可见就是一群骗子。太平盛世也就罢了，大家互相糊弄一下，也还能弄个天下无事。
大明都到了今日这般地步了，不把这群骗子拖出来明正典刑，留着他们还有什么用？农家家里养头猪，过年的时候不也得宰掉吃肉么。自家的猪不杀了吃，难道真要留着给强盗打牙祭么。”
崔呈秀至此方知道，皇帝对于那些无用的士绅地主是有多嫉恨。另外，虽说他被皇帝推出来当这个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头，但事实上真正做事的却是那些乡村学校的学生。
自崇祯登基之后，便开始推广新式小学，京畿河北一带的小学校是建设的最为出色的。这些新式小学教授的是拼音、白话文、简化字和简单的数学、历史、地理，小学校也是各乡村进行扫盲的据点。
虽说有许多农人觉得自家孩子用不上而不肯去学，但是有些心思灵巧和目光看的较远的农户，还是将自家子弟跳出几个聪明的去上学，反正也是不要钱的学堂。而一些机灵且好热闹的成年人，也愿意去学堂上一上扫盲班。毕竟随着乡村公社化之后，读过书的人更容易被推选为公社的带头人。
到了崇祯五年，当年那些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农户子弟，有的读了三年初小，有的从初小进入了高小，现在这些人也都有十七、八岁到二十岁了。
这些人的学问自然不能和那些以科举为业的读书人相比，但是好歹他们也不是睁眼瞎了，也看得懂官府的公告和大明时报的文章，懂得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一些事情，而不是如父辈们一般对士绅地主唯唯诺诺了。
但更重要的便是，这些新式小学培养的学生数目，要远远高过有钱人家培养的读书人。凭借着学校中学习结下的同窗之谊，这些年轻人更容易联合起来反对过去乡间的陈规旧俗，维护农人的利益。
在南方这样的人就会被士绅地主视为刁民，不是联合官府进行打压，便是笼络以为自己所用。但是在京畿河北地区，这些新式小学培养出来的刁民数量实在太多。而凭借着学校体系，他们还能在官府那边找到支持者，于是士绅地主用于对付少数刁民的旧招数就不太灵光了。
而这些士绅地主眼中的刁民，也是农村中最为支持土地改革政策的，因为这符合了他们的利益。但凡读了几本书的农人，肯甘心继续过着牛马一样生活的老实人就很少了，十个读了小学的年轻人，总有那么三、四人是会萌发出，想要改变自家的处境，过上和老爷们一样生活的向往的。
一旦产生了欲望，就会想要改变，土地改革政策能够打破旧有的乡村秩序，这自然也就得到了这些读过书的年轻人的支持。当然还有一些更有抱负的年轻人，就会选择从军，试图像那些参军退役后进入衙门工作的前辈一样改变自己的命运。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乡村年轻人的协助，土地改革政策才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了整个京畿河北地区。让那些中小地主们难以联合起来对抗朝廷，这才不得不试图寻找外援去。
而也正是看到了这些乡村年轻人想要打碎过去乡村旧秩序的迫切心情和惊人力量，这才让黄立极、崔呈秀等人胆战心惊，试图在土地改革政策上退缩，同那些反对改革的士绅地主进行妥协。
比起因为政务繁忙而难以深入思考的黄立极，和好权谋却无远见的冯铨，崔呈秀其实对于这股力量看的更为透彻。现在还只是新式小学成立五年而已，如果再加上两年中学，三年的大学，那么等待崇祯登基10年之后，皇帝无疑就拥有了科举之外的另一批人才。
和那些各有门户的读书人相比，新式小学-中学-大学的学校体制，通过统一的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只会是价值观极为接近的学生。当朝廷开放了对于这些学生们进入仕途的通道后，旧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被淘汰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哪怕崔呈秀已经将自家绑在了皇帝的战车上，但是自小发蒙学习的圣人之言，依然让他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当他被皇帝逼到必须站队时，却是很清楚的了解那边的前景更为光明，甚至于他在心中如此想着，既然不能妥协下去，那么好歹崔家总要在这股力量中获得一席之地才行。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对着黄立极和冯铨说出如此决绝的主张缘由。
但是朕要是动了他们一点土地，他们就哭天喊地的给朕带上昏君的帽子。连自己的财产都舍不得贡献给朕的人，却说要为朕的江山死而后已，可见就是一群骗子。太平盛世也就罢了，大家互相糊弄一下，也还能弄个天下无事。
大明都到了今日这般地步了，不把这群骗子拖出来明正典刑，留着他们还有什么用？农家家里养头猪，过年的时候不也得宰掉吃肉么。自家的猪不杀了吃，难道真要留着给强盗打牙祭么。”
崔呈秀至此方知道，皇帝对于那些无用的士绅地主是有多嫉恨。另外，虽说他被皇帝推出来当这个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头，但事实上真正做事的却是那些乡村学校的学生。
自崇祯登基之后，便开始推广新式小学，京畿河北一带的小学校是建设的最为出色的。这些新式小学教授的是拼音、白话文、简化字和简单的数学、历史、地理，小学校也是各乡村进行扫盲的据点。
虽说有许多农人觉得自家孩子用不上而不肯去学，但是有些心思灵巧和目光看的较远的农户，还是将自家子弟跳出几个聪明的去上学，反正也是不要钱的学堂。而一些机灵且好热闹的成年人，也愿意去学堂上一上扫盲班。毕竟随着乡村公社化之后，读过书的人更容易被推选为公社的带头人。
到了崇祯五年，当年那些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农户子弟，有的读了三年初小，有的从初小进入了高小，现在这些人也都有十七、八岁到二十岁了。
这些人的学问自然不能和那些以科举为业的读书人相比，但是好歹他们也不是睁眼瞎了，也看得懂官府的公告和大明时报的文章，懂得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一些事情，而不是如父辈们一般对士绅地主唯唯诺诺了。
但更重要的便是，这些新式小学培养的学生数目，要远远高过有钱人家培养的读书人。凭借着学校中学习结下的同窗之谊，这些年轻人更容易联合起来反对过去乡间的陈规旧俗，维护农人的利益。
在南方这样的人就会被士绅地主视为刁民，不是联合官府进行打压，便是笼络以为自己所用。但是在京畿河北地区，这些新式小学培养出来的刁民数量实在太多。而凭借着学校体系，他们还能在官府那边找到支持者，于是士绅地主用于对付少数刁民的旧招数就不太灵光了。
而这些士绅地主眼中的刁民，也是农村中最为支持土地改革政策的，因为这符合了他们的利益。但凡读了几本书的农人，肯甘心继续过着牛马一样生活的老实人就很少了，十个读了小学的年轻人，总有那么三、四人是会萌发出，想要改变自家的处境，过上和老爷们一样生活的向往的。
一旦产生了欲望，就会想要改变，土地改革政策能够打破旧有的乡村秩序，这自然也就得到了这些读过书的年轻人的支持。当然还有一些更有抱负的年轻人，就会选择从军，试图像那些参军退役后进入衙门工作的前辈一样改变自己的命运。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乡村年轻人的协助，土地改革政策才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了整个京畿河北地区。让那些中小地主们难以联合起来对抗朝廷，这才不得不试图寻找外援去。
而也正是看到了这些乡村年轻人想要打碎过去乡村旧秩序的迫切心情和惊人力量，这才让黄立极、崔呈秀等人胆战心惊，试图在土地改革政策上退缩，同那些反对改革的士绅地主进行妥协。
比起因为政务繁忙而难以深入思考的黄立极，和好权谋却无远见的冯铨，崔呈秀其实对于这股力量看的更为透彻。现在还只是新式小学成立五年而已，如果再加上两年中学，三年的大学，那么等待崇祯登基10年之后，皇帝无疑就拥有了科举之外的另一批人才。
和那些各有门户的读书人相比，新式小学-中学-大学的学校体制，通过统一的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只会是价值观极为接近的学生。当朝廷开放了对于这些学生们进入仕途的通道后，旧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被淘汰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哪怕崔呈秀已经将自家绑在了皇帝的战车上，但是自小发蒙学习的圣人之言，依然让他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当他被皇帝逼到必须站队时，却是很清楚的了解那边的前景更为光明，甚至于他在心中如此想着，既然不能妥协下去，那么好歹崔家总要在这股力量中获得一席之地才行。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对着黄立极和冯铨说出如此决绝的主张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