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就被远处莫斯科河边博罗维茨基山岗上耸立的克里姆林宫和它对面的圣瓦西里教堂等建筑所吸引了。
那些锯齿形的红色城墙和高大雄伟的尖顶建筑,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并不亚于西安城内的各项建筑。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终于确信,俄罗斯这个国家同草原上那些蒙古人还是有些区别的。
1632年的俄罗斯,正是结束了伊凡雷帝以来混乱时期的国力恢复期。当然,此时的俄罗斯还处于被邻居们肆意欺凌的时代,除了西伯利亚丛林里的野人,只要是个国家就能过来欺负一下俄国人。
北方的瑞典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了环绕芬兰湾的亚姆、伊万城等五座城市,切断了俄罗斯通向波罗的海的通道。
南方的克里木汗国继承了金帐汗国的衣钵,却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半附庸,不仅自身在**化,还企图在伏尔加河畔建立新的**国家。不管是出于历史传统还是宗教文化,克里木汗国都是俄国人最为警惕的敌人。
而西面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则是俄国现在最为强大、最为险恶的敌人,波兰-立陶宛王国实质上是一个共主联邦,除了拥有同一个国王之外,两国都分别拥有独立的行政和立法机构。
西格蒙德三世统治下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不仅夺去了俄国大片的土地,还两次打进了莫斯科,扶立了一名伪沙皇季米特里,砍掉了另一位沙皇的脑袋。
即便是波兰-立陶宛联军被赶出了莫斯科,西格蒙德三世也还是拒绝承认全俄缙绅大会推举出来的米哈伊尔是俄罗斯的沙皇,他坚持自己的儿子波兰王子弗拉迪斯拉夫才是真正的沙皇。不过好在这位让俄罗斯人惊恐不已的波兰国王在今年终于去世了。
俄罗斯人在庆祝这位波兰王的去世之余,便迫不及待的挑起了战争,试图夺回在1618年割给波兰的斯摩棱斯克城。
至于俄罗斯的国内形势,全俄缙绅大会推举出来的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并不是一个强悍的君主,甚至于他本人一开始是拒绝担任沙皇的,他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波兰国王斩首的沙皇。因此在他登基后的几年里,掌握俄罗斯的是大贵族所控制的全俄缙绅大会,而不是沙皇的宫廷。
不过这样的情况在1619年沙皇的父亲菲拉列特大牧首被波兰人释放后结束了,这位大牧首是一个坚定而无情的强人,他一回到莫斯科便从儿子手中取得了代为行使沙皇职责的权力,并很快就将大贵族们从俄国的政治中心给排挤了出去。
菲拉列特大牧首和俄罗斯贵族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如果俄罗斯想要保卫自己就需要一只强大的军队;而想要建立一只强大的军队,又必须让国库丰盈起来。
在当时的俄罗斯,想要让国库丰盈起来,一是增加土地租税,一是大力发展贸易,从贸易税收中想办法。增加土地租税显然会损害贵族们的利益,
因此俄罗斯的改革,便是从贸易税收开始的。新的居民数量统计和国家财产统计,大力鼓励同国外的贸易,使得关税收入成为国库的主要财政来源。对于广袤的西伯利亚的征服,则正源源不断的为俄罗斯创造了大量财富,让俄罗斯的国库充实了起来。
因为北、西、南三方都有着强大国家阻碍,才迫使俄罗斯不停的向东面的西伯利亚丛林扩张,让他们找到了一座皮毛的宝库。不过俄国人也一直在寻找蒙古人人口中的,东面那个富饶的丝绸之国汗八里,试图从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中获得足够的财富,让俄罗斯完成崛起的梦想。
这也就使得,当李自成所在的商队历经10个多月抵达托木斯克,一座距鄂毕河河口60公里处,托米河右岸南山脚下的一座木石城堡时,这座城堡的军政长官还以为这只来自汗八里的商队,是来向沙皇表示臣服的。
商队的首领立刻通过翻译向这位军政长官表示了愤怒,并表示这位军政长官所知道的额鲁特部和阿勒坦汗都是大明君主的藩属,他们前来俄罗斯只是为了打开商路并向沙皇递交两国友好往来的国书,并不是前来被羞辱的。
那位军政长官看着充做通译的蒙古人面红耳赤却不敢反驳这位商队领袖的说法,顿时意识到此前他们从蒙古人口中了解的中国信息可能是错误的。
作为开拓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的俄国贵族,这位托木斯克的军政长官显然是一个灵活变通之人。他很快就向商队领袖表示了抱歉,并答应派人护送商队前往莫斯科晋见沙皇并递交国书。
从托木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大约占据了商队总行程的三分之一,但是商队的成员都觉得比之前的行程要轻松太多了。因为这段路程上到处都有水路相连,而不必再靠着牲畜和双脚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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