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三方代表还向大明进行了宣誓,表示他们只服从于大明一个宗主国,任何向外援引其他势力进入柬埔寨的行为,都将会受到上天和大明的惩罚。
柬埔寨三方使者在京城掀起的波涛,在礼部和**衙门的压制下,终于趋向于平静了。唯一感到失落的,还是无法插手的户部官员。在六部权责日趋分明的今日,谁能够扩大手中的权力,都能为本部门牟取不小的利益,这也是户部官员感到遗憾的缘由。
而在进入了三月之后,由英国公亲自主持侦办的勋戚谋逆一案,也渐渐进入了尾声。这些不愿意自己生活中出现任何变动,只是一心想要把现在的爵位、财富和生活方式传承下去的勋戚们,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波折。
在崇祯此前的数次改革下,稍稍有些能力的勋戚们,都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缩小手中的土地面积,将这些土地资本转化成了实业资本,从而获得了比地租更高的利益。
但也有那么一些勋贵,他们除了兼并土地,向庄户收取田租之外,就完全没有其他的牟利想法。偶然有那么一两个勋贵,看到了股票市场内的激烈升降,想要博上一把,却毫无列外的失败了,不得不重新回来当安稳的地主。
但是现在,在英国公和诏狱刑具的双重威胁下,这些不想作出任何改变的勋贵们,在崇祯四年三月不得不主动作出了改变。把手中的土地交给英国公,用以成立一个类似于宗室基金会的组织。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救赎。在剩下了最后七个人之后,英国公不再派人继续劝说,而是告诉他们,他们之中只有两人可以出狱,剩下的人将会作为谋逆犯进行审判。
原本还在死扛的剩下七人,在犹豫了一刻钟后,顿时有人开始迫不及待的向英国公恳求宽恕了。英国公挑选了揭露旁人最为利害的两人,作为谋逆案的证人。
接着他告诉剩下的五人,承认有罪的,将会被流放海外;坚持不承认的,将会被判以极刑。
三月二十七日,剩下的五人都选择了认罪。他们的土地、府邸被没收,但随身财物获得了保存。年六十以上及十六以下的男女被准许返回原籍居住,其余人等被发往库页岛、扶桑岛、**、庙街等地。
三月二十九日,英国公写完了这起谋逆案的结案书后,于当晚逝世于睡梦之中。而就在七日前,英国公世子张之极已经前往了婆罗洲,担任婆罗洲总督一职。
于是,英国公世孙张世泽替代父亲发孝送葬。在送葬结束之后,张世泽向崇祯递交了英国公的遗折,遗折上面请求皇帝准许张世泽接任英国公之位。
虽然跳过世子,让张世泽接任英国公之位,让勋戚和官员们都有些震骇。但英国公去世前办理的勋戚谋逆案实在有诡异,也让英国公府失去了不少勋贵和文臣的信任,因此最终大家都没有对这事发表什么看法。
也就在三月二十九日,夏允彝终于起程,从西安返回京城了。在陕西的这几个月中,他终于明了了古人说的一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夏允彝此时才真正认可,此前崇祯每次前往燕京大学时,都要对他们说:与其在安静的书斋里读上十本书,还不及亲自同十个农夫进行交谈,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
在陕西的这几个月中,夏允彝发觉,曾经那些让他感到敬仰的名士君子,口口声声要以民为本的士绅大户,一旦触及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在他行走陕西各个地方时,几乎每个县内都有那么一些洞悉世情之人。这些人在他面前也毫不掩饰的说过,整个大明朝自上而下都烂的很,要是官吏再这么**下去,百姓迟早会对朝廷绝望。
这些人也同样知道,土地兼并将会把那些底层的农民逼上绝路,这些无地的流民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就会成为引燃地方民变的火种。
但是,也同样是这些人。当他们拥有了哪怕是一点点权力,他们都要用以压迫敲诈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百姓,来为自己获取好处。
只要有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绝不会放弃,试图把周边的土地都变成自家的田宅。
在没有见到这些人之前,夏允彝还真难以相信,这世间居然会有如此厚颜无耻,口是心非之人。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地方上出了名的君子和乡贤。夏允彝此前三十多年竖立的价值观,在这个冬天被砸的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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