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朱至澍侵占的田地为最多,蜀王府的管事一次便从收复后的重庆地区夺取了35万亩良田,其中有不少田地的主人甚至还存在着。
因此,当奢安之乱快要接近尾声时,四川宗室名下的土地,反而比叛乱前大有增长。而其中光蜀王名下的田产,便占了整个四川土地的十分之二、三。
最为富饶的成都平原,有近六成土地是属于蜀王的。可以说,徐应元想要核实川、贵两省的土地产权,实质上就是在调查蜀王的家产。
作为一名宫中太监,徐应元虽然不畏惧这些地方藩王,但也不愿意去惹恼他们,毕竟他们好歹也姓朱。真论起来,他们也算是他的主子。
领着崇祯命令前来四川的他,同样不敢不尽心做事。毕竟他再怎么讨好蜀王,也不能让他返回京城去。
而且如果完不成崇祯交付给他的任务,恐怕今后他都无法再获得皇帝的重用了。
徐应元在抵达四川之后,也不想过多的得罪蜀王,因此他只想着,能够把那些因为叛乱变成无主田地的土地拿回一半,应当就足够向皇帝交差了。
不过,那些吞没了无主田地的宗室、豪族、文武官员,显然不这么看。他们已经吞下去的土地,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吐出来。
因此一个以蜀王为首的,反战乱中无主田地土地产权重新核实的庞大集团,就悄然出现了。
面对这个涉及了士绅、官员、宗室和军队的庞大势力集团,初来乍到人单势薄的徐应元,不得不暂时做了退让,中断了对田地产权核实的行动。
不过随着西南都督府的建立,和对四川各军的军纪整顿,加上四川总兵侯良柱的轻敌冒进失败事件引起的,对本地将领的清洗,使得四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而刚刚上任的五省总督朱燮元,虽然曾经是四川官员,但是他对于川贵两省的土地产权再核实一事,却是持支持的态度。
有了朱燮元和新建立的西南都督府的支持,徐应元便重新开始了被中断的土地产权核实行动。
被调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教的四川总兵侯良柱,也是一个很识趣的人。当他意识到朝廷开始对四川本地将领开始清洗之后,便立刻向徐应元输诚投靠,把自己吞没了的田地交出了大半。
有了这位四川本地最高将领作出的榜样,四川军中将领们,也或多或少的退出了部分土地。
而川、贵两省的地方官员、士绅豪族,也在朱燮元的督促下,拿出了一部分吞没的田地,但是本地还有更多人盯着蜀王的举动。
有些士绅豪族甚至公然宣称,“蜀王和宗室退田,则他们也退。蜀王和宗室若是不退,那么也休想让他们单独退田。”
看到面前这种僵持的局面,徐应元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了一次蜀王,希望他能为四川官绅做一个表率,多多少少拿出一些田地出来意思一下。
不过蜀王朱至澍并不乐意听从徐应元对自己指手画脚,且徐应元来到四川后,借成立西南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从哪些土司手中收取了不少贿赂,他贪财的名声同样传到了朱至澍的耳中。
在蜀王朱至澍看来,徐应元不过是朱家的一个家奴,尚且能够捞取这许多贿赂,他一个货真价实的大明藩王,为什么不能增加些田产,毕竟这个天下都是朱家的。
两人心思各异,这场劝说自然也就不欢而散了。在蜀王朱至澍看来,就算是当今的天子,也要叫他一声王叔,区区一个天子家奴,如何敢对自己不利。
但是他显然搞错了一点,同魏忠贤交好的徐应元,虽然不如魏忠贤那么好权。但是经历过宫内权力斗争的他,同样不缺乏大胆一搏的勇气。
徐应元很明白,像他这样的宫中太监,一旦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能够像魏忠贤那样发配凤阳守陵,已经算是很不错的结局了。
他自然不希望,皇帝交给他的第一个出京办事的任务就搞砸了。特别是永宁大捷后,光是对获胜各军的赏赐,就是一个极大数字。
如果他不能让蜀王朱至澍拿出田地来,恐怕各地处于观望中的官绅,很快就会有样学样了。
正好,在永宁大捷之后,官军对战场进行清理,发现一部分叛军的武器铠甲,居然是出自蜀王名下的铁匠工坊。
于是徐应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指控蜀王朱至澍通匪,把朱至澍软禁在了蜀王宫内,想要让朱至澍把无主田地给吐出来。张道濬的密折,便是说了这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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