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可立代表河南士绅的屈服,朱由检着实沉默了许久,才对这位老臣说道:“如果是去年那些学生们没有下去前,他们有这个态度,朕自然会乐于接受。
但是到了现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所带回来的调查报告,已经让整个京城的舆论沸腾了起来,就算是朕也不能轻易的,把这股对河南劣绅抨击的风潮给压制下去。
否则,民间的舆论和河南百姓的怨恨,岂不是要转向朝廷,转向朕?朕又何苦搬起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
对于崇祯所说的推脱之词,袁可立虽然心中半信半疑,但是口中倒是不管不顾的说道:“陛下乃是大明之主,只要陛下下了这道命令,天下百姓又有谁敢怨恨陛下呢?河南士绅同样是陛下的子民,还请陛下怜惜之。”
房间内再次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看着今日豁出去同皇帝对峙的袁可立,站在皇帝身边的王承恩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
不过崇祯并没有如他所猜测的,在袁可立的执着刺激下勃然大怒。沉思了许久之后,朱由检才再次开口说道:“河南劣绅所干的大多数事迹,其实都可算是民事纠纷。只不过这些士绅仗着自己在当地的权势,使得受害百姓无法获取一个公道而已。
这些事情也不单单在河南发生,在大明各地同样也时有发生,不过是程度轻重,事件多寡而已。发生这样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大明素有皇权不下乡之说,除了征税和征发徭役,还有大明律规定的各项内容之外,地方官员对于百姓之间的纠纷,只要不出人命就不会插手。
而百姓之间的大多数纠纷,通常不是由乡老里长主持调解,便是由地方士绅进行评判对错。就比如佛山士绅组建的嘉会堂,管理着地方上的大部分事务,即便是当地的南海县也要尊重这些士绅作出的公论。
当然朕并不是说地方士绅管理地方事务,便是想要欺压乡邻,巧取豪夺百姓的田产、子女。但是,除了佛山嘉会堂主持地方事务尚有些成绩之外,大多数的地方士绅都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土皇帝。
他们对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的百姓,除了不能明目张胆的取人性命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一个县有多少名士绅,便有多少独立王国。
以往朝廷威严尚在时,这些士绅还知道收敛一些行迹。但是大明现在内忧外困,这些士绅在地方上的行为就更缺乏监管了。
以现在这种情况,想要以中枢的权力去压制地方劣绅的恶行,无疑是要投入大量的资源的,朝廷暂时没有这个力量。但是挑出几个重点地区杀一儆百,朝廷还是能够做到的。
原本朕是希望能够借河南之事,清理士绅中的败类,以震慑天下不法之徒。免得有人趁着大明内忧外患之际,生出什么不应该有的想法。”
虽然崇祯说话的语气格外生硬,但袁可立的面色却始终如常,安静的听着崇祯的看法。对于今日他求见皇帝,替河南士绅出头求情,他其实并不是没有底气的。
正如崇祯所言,今日大明所面临的局势实在是危如累卵,稍有不慎便是天地翻覆的危机。民间从万历朝时就有谣言流传,说大明亡国的时间已经不远了,甚至有不少士大夫都对此深信不疑。
袁可立自己是支持变革的,他同样认为大明朝如果再不进行制度改革,恐怕就真的要积重难返了。但是他反对崇祯现在推行的改革政策,他认为这实在是过于激进了。
大明现在就像是一个得了重病,只剩下一口气吊着命的病人,但是崇祯和黄立极开出的不是固本培元之方,反倒是一剂虎狼之药。
在袁可立看来,要是不改革大明大约还能撑上几十年,但是这一改革,就逼得天下士绅都站到朝廷的对立面去了,地方上失去了这些士绅的**,还不要乱成一团吗。
更何况,崇祯所依靠的,推行改革的大臣们,除了徐光启这些技术官僚之外,便是黄立极、吴淳夫这些前阉党成员。看到这些人主持改革大局,袁可立便对改革的成果有些悲观。
比起大多数士大夫来,袁可立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很清楚大明的统治,实际上便是皇帝同官员士绅坐在同一条船上。
没有了皇帝的命令,官员和士绅就失去了管理本地百姓的名义和正统性。而没有了官员和士绅的支持,光凭一个光杆皇帝是无法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
不论是崇祯也好,还是地方士绅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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