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信徒必须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对于那些向个人、家族乃至外国人效忠的宗教，同样不得在中国传教…”
随着崇祯的诉说，柳敬亭终于安下了心来，如果皇帝只是这些要求，虽然这些事务烦难复杂，但还不至于让他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崇祯说完了宗教管理的想法后，又继续说道：“除了取缔这些**之外，委员会应当尤其注意的，还是那些同少数民族纠缠在一起的宗教。
比如蒙藏民族信奉的密宗，西域少数民族信奉的天方教，这些宗教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民族问题，所以委员会要谨慎区别对待。
有些人信仰宗教是为了一份精神寄托，有些人信仰宗教是为了逃避现实，还有些人信仰宗教则完全是为了区别族群。
对于第一种人，朝廷应当予以保护；对于第二种人，朝廷要帮助他们回到现实。但是对于第三种人，只有血和火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委员会要做的，就是把这三种人区别开来…”
柳敬亭步出乾清宫时，精神还有些恍惚，连为他带路的内侍提醒他走错路了，他也数息没有反应过来。
今天之前他原本以为，这个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只是用来安抚那些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首领、头领的一个地方。不过听了皇帝的一席话之后，他才分外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这让他的心情顿时凝重了起来，但是他自己未曾察觉的是，在他的心里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
虽然各地的商人代表们还有四分之一没到，但是等待不下去的商人代表们还是急急的召开了大会。他们想要讨论的事务，主要还是对于年初各项制定的政策进行反思。
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各项商品的税率调整，年初时各位商人代表只顾着尽量压低税率，唯恐让朝廷占了便宜去。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齐心协力，所以最终皇帝还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这也是今年国内税收除了生丝行业之外，其他行业的财税并没有多大起色的原因。
不过统一的税收制度实施了不到一年，不少商人代表就感觉后悔了。原本大明各省市场犹如一个独立王国，除了少部分官商之外，大多数商人都被多如牛毛的税关给拦截在本地区以内了。
在这种强制性的市场分隔下，除了少数走私商和官商，大部分商人都不太愿意去陌生地区经商，因为开发新市场的成本太高。
取消了关卡，采用了一税制，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独立市场顿时就受到了冲击。特别是来自于江南的商人，这些商人的本钱一向比其他地区的商人更为丰厚。放开了限制之后，来自太湖周边的商人很快就抢占了，相邻省份最为高端的市场。
特别是苏松的布匹，虽然在北方市场受挫，但是在两湖及西南各省，依然要比当地的土布出色的多。以往因为税卡的缘故，所以苏松外销的布匹主要还是高端产品，因此在各省的中下层百姓中，还是以当地的土布或是亚麻布占据了主要市场，毕竟西南本身就种植亚麻的产地。
但是今年北方受灾，再加上京城新出产的标布，使得苏松的标布在北方销售严重受挫，但是从北方运来的棉纱，却大大的降低了江南布匹的制造成本。因此江南出产的粗布，开始被商人们带到南方各省去试着行销。
沿着长江航行的低廉运费，使得江南产的粗布比当地自产的土布价格更为低廉，而且质量更好。如此一来，长江周边收兑土布在本省销售的布商就首当其冲。
四川、贵州因为战乱，生产上受到了很大打击，因此像布匹之类的日常用品大多依靠湖广商人输入。但是现在从江南而来的布匹和日用品基本打垮了湖广的产品，而湖广本省的市场也被挤占了不少。
这显然让湖广商人大为不满了起来，而汉口茶叶市场的兴建，吸引了大量的茶商，使得安徽、福建的茶叶生意大受影响，两地的茶农和茶商同样感到不满。
山西商人则是嫌弃陕西商人从外蒙进口了大量的皮革，冲击了今年的皮革价格，又大大降低了他们在草原上的获利。
两广、闽浙商人则是对于放开海禁之后，海外丝价及各项货物价格大跌感到不满。说来说去，唯一对于年初各项商业政策感到满意的，大约只有以北京、天津为首的北直隶商人了。
随着崇祯的诉说，柳敬亭终于安下了心来，如果皇帝只是这些要求，虽然这些事务烦难复杂，但还不至于让他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崇祯说完了宗教管理的想法后，又继续说道：“除了取缔这些**之外，委员会应当尤其注意的，还是那些同少数民族纠缠在一起的宗教。
比如蒙藏民族信奉的密宗，西域少数民族信奉的天方教，这些宗教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民族问题，所以委员会要谨慎区别对待。
有些人信仰宗教是为了一份精神寄托，有些人信仰宗教是为了逃避现实，还有些人信仰宗教则完全是为了区别族群。
对于第一种人，朝廷应当予以保护；对于第二种人，朝廷要帮助他们回到现实。但是对于第三种人，只有血和火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委员会要做的，就是把这三种人区别开来…”
柳敬亭步出乾清宫时，精神还有些恍惚，连为他带路的内侍提醒他走错路了，他也数息没有反应过来。
今天之前他原本以为，这个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只是用来安抚那些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首领、头领的一个地方。不过听了皇帝的一席话之后，他才分外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这让他的心情顿时凝重了起来，但是他自己未曾察觉的是，在他的心里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
虽然各地的商人代表们还有四分之一没到，但是等待不下去的商人代表们还是急急的召开了大会。他们想要讨论的事务，主要还是对于年初各项制定的政策进行反思。
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各项商品的税率调整，年初时各位商人代表只顾着尽量压低税率，唯恐让朝廷占了便宜去。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齐心协力，所以最终皇帝还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这也是今年国内税收除了生丝行业之外，其他行业的财税并没有多大起色的原因。
不过统一的税收制度实施了不到一年，不少商人代表就感觉后悔了。原本大明各省市场犹如一个独立王国，除了少部分官商之外，大多数商人都被多如牛毛的税关给拦截在本地区以内了。
在这种强制性的市场分隔下，除了少数走私商和官商，大部分商人都不太愿意去陌生地区经商，因为开发新市场的成本太高。
取消了关卡，采用了一税制，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独立市场顿时就受到了冲击。特别是来自于江南的商人，这些商人的本钱一向比其他地区的商人更为丰厚。放开了限制之后，来自太湖周边的商人很快就抢占了，相邻省份最为高端的市场。
特别是苏松的布匹，虽然在北方市场受挫，但是在两湖及西南各省，依然要比当地的土布出色的多。以往因为税卡的缘故，所以苏松外销的布匹主要还是高端产品，因此在各省的中下层百姓中，还是以当地的土布或是亚麻布占据了主要市场，毕竟西南本身就种植亚麻的产地。
但是今年北方受灾，再加上京城新出产的标布，使得苏松的标布在北方销售严重受挫，但是从北方运来的棉纱，却大大的降低了江南布匹的制造成本。因此江南出产的粗布，开始被商人们带到南方各省去试着行销。
沿着长江航行的低廉运费，使得江南产的粗布比当地自产的土布价格更为低廉，而且质量更好。如此一来，长江周边收兑土布在本省销售的布商就首当其冲。
四川、贵州因为战乱，生产上受到了很大打击，因此像布匹之类的日常用品大多依靠湖广商人输入。但是现在从江南而来的布匹和日用品基本打垮了湖广的产品，而湖广本省的市场也被挤占了不少。
这显然让湖广商人大为不满了起来，而汉口茶叶市场的兴建，吸引了大量的茶商，使得安徽、福建的茶叶生意大受影响，两地的茶农和茶商同样感到不满。
山西商人则是嫌弃陕西商人从外蒙进口了大量的皮革，冲击了今年的皮革价格，又大大降低了他们在草原上的获利。
两广、闽浙商人则是对于放开海禁之后，海外丝价及各项货物价格大跌感到不满。说来说去，唯一对于年初各项商业政策感到满意的，大约只有以北京、天津为首的北直隶商人了。